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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淳五年
咸淳五年_中国历史纪事年鉴查询
南宋/金
公元1269年
己巳
咸淳五年
宋以李庭芝任两淮制置大使兼知扬州。蒙古阿术率众侵复州(今湖北天门)、德安府、京山等处,掠万人而去。史天泽至军,筑长围以困襄阳。宋将张世杰、夏贵、范文虎相继进兵缓襄阳,均败。是年,蒙古定朝仪。八思巴作蒙古新字成,加号“大宝法王”。宋吕文德死。
八思巴创制的文字 忽必烈于至元六年(1269)颁诏正式推行帝师八思巴创制的文字,把它叫作“蒙古新字”,第二年改称为“蒙古字”。这种文字就是元朝的国字。后世有人直称“元国字”或“元国书”。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,也有少数梵文字母,还有几个新造字母。字母多呈方形。字母数目最初为41个。后陆续增加,据现存资料归纳,包括各种变体有57个,八思巴字以音素为表音单位,字母分元音和辅音,有正体和篆体两种,篆体多用于官方印章。行款从左至右直写,与藏文自左至右横写不同。书写单位是音节,不是词,与藏文相同。由于书写单位不是词,加上不使用标点符号,所以阅读时只能靠上下文判断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。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,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其他参考材料。往往难以确定所代表的汉字。八思巴字作为元朝官方文字,是用来“译写一切文字”(至元六年颁行诏书语)的。据现存资料记载,它所译写的语言不仅有蒙古语,还有汉、藏、梵、维等多种语言。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和汉语资料。是探讨元代蒙古语和汉语的可靠依据,尤其在研究这两种语言的语音方面,八思巴字资料优越于其他任何可利用的同类资料,因为它对语音的记录准确而细微。 《佛祖统纪》成书 理宗宝祐六年(1258),天台宗僧人志磐开始撰写《佛祖统纪》,记述天台宗源流,至度宗咸淳五年(1269)书成。以南宋景迁《宗源录》、宗鉴《释门正统》二书为基础,仿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增编而成。其中“本纪”载释迦牟尼及天台宗所奉西土二十四祖、东土十七祖传;“世家”载诸祖傍出诸师传,“列传”载知礼法系诸师传;“表”为天台宗传教年表和世系表;“志”载天台宗著述目录及其他诸宗史料。 刘克庄卒 咸淳五年(1269),文学家刘克庄卒。刘克庄是宋兴化军莆田(今福建莆田)人。才华横溢,为人耿直忠清,仕途六十年,前后九次罢官。宝庆年间为建阳令时,尝作《落梅》诗云:“一片能教一断肠,可堪平砌更堆墙。飘如迁客来过岭,坠似骚人去赴湘。乱点莓苔多莫数,偶沾衣袖久犹香。东风谬掌花权柄,却忌孤高不主张!”诗以落梅的飘零隐喻屈原,韩愈、柳宗元等饱学之士惨遭迫害的凄况,抨击当权者史弥远妒忌人才、排斥异己的可卑行径。结果获罪遭贬。刘克庄于各种文体都有独到之处,尤以诗词见长。其诗学陆游、杨万里,后学晚唐,为江湖派最著名的诗人。作品多讽刺时事,反映民间疾苦,雄健自然,如《北来人》、《军中乐》。但晚年与贾似道结交,谀贾之作成为晚节的污点。其词风近辛弃疾,豪迈犷放,多伤时念乱之作,如《贺新郎》、《北望神州路》。为南宋辛派词人三刘(刘过、刘克庄、刘辰翁)中成就之最大者。唯议论较多,韵味稍嫌不足。
夏贵援救襄阳 咸淳三年(1267)底,蒙军开始围攻襄樊。宋廷除夏贵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,任责解襄樊之围。四年春,夏贵乘春季水涨,用轻舟运粮至襄阳城下,乘势偷袭襄阳东北蒙古行军万户何玮的营寨,纵火焚北关,为何玮所败。七月,秋雨大作,汉江水溢,夏贵又恃水军优势,领兵五千、战舰三千,再次运粮援襄,泊于鹿门山西岸边,与赵璧相持七日,分遣舟师出没于东岸林谷间,企图乘势偷袭蒙军新郢大营。至虎尾洲,欲控制江面,为元军识破。阿术与赵璧水陆出击,夏贵大败而走。九月,夏贵因援襄失利,托言年事已高,上表乞免副使之职,宋廷不允。次年,夏贵又率军欲夺汉水江面,打通襄樊与鄂汉的联系,为蒙将史权击败。六年(1270)正月,宋廷派李庭芝督师援襄,令夏贵以师会合策应。襄樊陷落后,夏贵还军淮西。 蒙古助高丽王复位 中统元年(1260),高丽王瞰卒。忽必烈采纳廉希宪的策略,派兵护送王(后改为禃)回国,嗣为国王,并赦免境内反抗蒙古之罪。王俱为了自保,遂请将高丽附属蒙古,每年入贡,并请把都城从海岛迁回陆上。至元元年(1264),王俱又亲自入朝蒙古。忽必烈下令禁止境内人民入高丽剽掠。蒙古笼络高丽王室,目的在于借高丽王来控制榨取高丽百姓。为东侵日本,蒙古命高丽组织军队、制造战船、准备物资,以备征用。高丽朝野对蒙古的压榨愤愤不平。至元六年(1269)八月,高丽大臣林衍发动政变,废王禃,立其引王淐为国王。忽必烈得报,立即遣使前往查问。十月又派黑的、徐世雄召王禃、王淐和林衍来蒙古朝廷,调头辇哥率兵压境。十一月,命蒙古军入境平定政变,帮助王禃恢复了王位,翌年初,蒙古改高丽西京为东宁府,设安抚高丽使率兵镇戍。二月,在王京设达鲁花赤监督高丽。四月,林衍死,裴仲孙等纠集余众拥立王植庶族王温为王,从江华岛(今朝鲜汉江口)逃至珍岛(南全罗道境内),负隅抵抗。八年初,蒙古高丽安抚阿海等抄略珍岛,进而围困珍岛,并遣使招谕裴仲孙。裴仲孙稽留使者,拒绝投降。四月,忽必烈命令高丽签发军队进攻珍岛。五月,珍岛军民被蒙古高丽经略使忻都等率军击溃,余部在金通精率领下,逃往耽罗。九年六月,王植请元军讨伐耽罗余众。十一月,元调屯田军二千、汉军二千、武卫军二千、高丽军六千进攻耽罗,至次年(1273)六月,忻都等擒获金通精,抚定耽罗。高丽军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失败。 塔剌思大会 阿里不哥势力被忽必烈削平后,察合台后王八剌与窝阔台后王海都又发展成了西北新的敌对的势力。至元六年(1269),八剌、海都与钦察汗国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等党附蒙古宗诸王在塔剌思(又作答剌速,今塔拉斯)河畔举行忽必里台大会,划分各自在中亚草原的势力范围和河中农耕区的财赋收入。与会诸王宣誓保持游牧生活和蒙古习俗,推举海都为盟主,一致对抗忽必烈汗和伊利汗阿八哈。并遣使责问忽必烈留驻汉地建筑都邑城廓,仪文制度遵用汉法。通过这次大会,八剌、海都等实现了联合。从此,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脱离了蒙古大汗的直接控制。 西北藩王遣使责忽必烈遵用汉法 中统建元后,忽必烈附会汉法,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,如建立中书省、重用汉人官员、定都开平(今内蒙古正蓝旗东)和中都(后来的大都,今北京)等。尽管忽必烈在许多方面十分重视保持“国朝(蒙古)之成法”,但他这些举措仍然遭到守旧的蒙古贵族的反对。至元六年(1269),西北窝阔台系、察合台系和术赤系藩王在答剌速(今塔拉斯)河畔召开忽里台,结成反忽必烈联盟,立誓保持游牧生活和蒙古习俗,并遣使入朝,责问忽必烈:“本朝旧俗与汉法异,今留汉地,建都邑城郭,仪文制度,遵用汉法,其故何如?”忽必烈不敢怠慢,急选人前去回报、解释。西夏儒者高智耀请求前往,经忽必烈面试,应对“称旨”,即日就遣西行。高智耀行至上都(即开平),病卒。 始立常平仓、义仓 世祖至元六年(1269),始命各地立常平仓、义仓。常平仓置于路、府,丰年米贱,官为增价籴之;歉岁米贵,官为减价出之。义仓设于乡社,“其法:社置一仓,以社长主之,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,驱丁二斗,无粟听纳杂色”,歉收年用作赈济。常平仓、义仓之设,是忽必烈元初重农政策的组成部分,其目的是想使“饥不损民,丰不伤农”,稳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 诸站都统领使司更名通政院 世祖至元十三年(1276),诸站都统领使司改名为通政院,秩从二品,统领蒙古、汉地站赤。早在成吉思汗时,就仿效中原驿传制度,在境内设置站赤。站赤是蒙古语,意即驿传。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,所设站赤也不断增加。举凡实物运送、公文传递、军令下达,都寓不开站赤。后汉地站赤由中书省右三部分管。至元七午 (1269),始置诸站都统领使司。易名通政院后,大都、上都分设两院,置院使、同知、副使、佥院、同佥、判官、经历、都事等员,主管全国驿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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